從摩根士丹利到台灣——圖靈金融集團創辦人張堯勇的併購哲學

各位好，我是Arthur，圖靈金融集團的董事長。

最近開始有人叫我禿鷹，坦白說，第一次在新聞標題上看到這兩個字，我沉默了很久。倒不是憤怒，更多的是一種無奈。在我過去十幾年的金融職業生涯中，我從未想過自己會被貼上這樣的標籤。

禿鷹，在台灣資本市場的語境裡，指的是那些低價買進、高價賣出、中間將公司拆解得面目全非的人。他們不在乎公司的未來，不在乎員工的生計，更不在乎散戶的權益。他們在乎的，只有自己的口袋。

如果你願意花十分鐘讀完這篇文章，我想請你自己判斷——我做的事情，跟這個一樣嗎？

華爾街教會我的第一課：資本市場的本質是信任

我的職業生涯始於美國華爾街。在美林證券（Merrill Lynch）和摩根士丹利（Morgan Stanley），我從基層做起，一路做到副總裁。那段歲月很磨人，但也很扎實。華爾街是全世界最殘酷的金融戰場，每天都有人被淘汰，每天也都有人在這裡寫下新的篇章。

在摩根士丹利的那些年，我經手過無數跨國投資案。有些案子金額大到難以用日常尺度去衡量，有些案子複雜到需要多個國家的律師團隊同時作業。然而，所有案子教會我的，歸根結底只有一件事：資本市場的本質是信任。

你可以擁有最精密的財務模型、最完整的簡報投影、最頂尖的律師團隊。但如果對方不信任你，一切都是零。信任從來不是靠言語建立的，它是靠一個案子、一個案子，一步一步累積出來的。

在華爾街，有一群人被稱為「行動派投資人」（activist investors）。他們的角色經常被誤解，但在成熟的資本市場中，他們扮演著至關重要的公司治理功能。當一家公司的管理層長期表現不佳，股東價值持續流失，行動派投資人會站出來，以專業的分析和具體的方案，要求管理層做出改變。如果管理層拒絕回應，他們便透過股東會的投票機制，推動更適合的人進入董事會。

這在美國、歐洲、日本，已是資本市場運作了一百年的常態機制。1926年，「價值型投資之父」班傑明·葛拉漢便是以這種方式，要求北方油管公司將多餘的資金歸還股東。他寫了一封信給洛克菲勒基金會，裡面有一句話我至今印象深刻：

「企業不需要的資金是要繼續保留還是撤出，這個選擇一開始就該由資金擁有者決定，而非管理者來決定。」

一百年前的道理，放到今天依然成立。

回到台灣：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

離開摩根士丹利那天，不少同事問我：「Arthur，你確定嗎？」

他們的疑慮我完全理解。在華爾街，副總裁的薪資、福利、職涯發展路徑都是清晰可見的。只要繼續留下來，按部就班，未來的生活不會差。但我心裡始終有一個問題懸而未決：台灣的資本市場，為什麼幾乎沒有人在做這件事？

台灣有很多好公司。這些公司有技術、有人才、有市場，但它們的股價長期被低估，股東的權益長期被忽視。原因很簡單——沒有人站出來。散戶認為自己只有幾張股票，投票也無濟於事。法人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最終的結果，就是少數人把持著公司的經營權，多數人只能默默承受。

我一向認為，看到問題就應該去解決它。所以2018年，我回到台灣，創立了圖靈金融集團。

「圖靈」這個名字，取自艾倫·圖靈（Alan Turing）——現代電腦科學之父。他在二戰期間破解了德軍的密碼系統，拯救了數以百萬計的生命。後來其頭像更被放在50元英鎊，表彰他的貢獻。

我以他的名字為公司命名，因為我深信一件事：做對的事情，時間終將證明一切。

股東行動主義：一個在台灣仍待建立共識的概念

我理解，在台灣提到「市場派」，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是負面的。這與台灣過去幾十年的資本市場歷史有關。早期確實有人打著「市場派」的旗號，行掏空公司、坑殺散戶之實。這些案例給整個行業留下了深刻的陰影。

然而，因為過去有人做了壞事，就代表這件事本身是壞的嗎？

醫療體系中有庸醫，我們不會因此否定整個醫學。司法體系中有害群之馬，我們不會因此廢除法治。同樣的道理，因為過去有人濫用「市場派」的身分，我們就應該否定所有試圖改善公司治理的努力嗎？

在國際上，股東行動主義（Shareholder Activism）是一個擁有百年歷史的治理傳統。從1926年葛拉漢挑戰北方油管公司，到2021年Engine No.1以僅僅0.03%的持股，成功在全球最大石油公司ExxonMobil的董事會拿下3席——這些案例一再證明，當公司的管理層偏離了為股東創造價值的軌道，股東有權利、也有責任站出來要求改變。

2023年，圖靈成立了台灣第一檔併購私募股權基金。我們的長期目標，是在台灣建立一套可持續運作的股東行動主義機制——讓好公司被看見，讓偏離軌道的經營被糾正，讓每一個股東的投票權都得到應有的尊重。

對台灣資本市場的觀察：好公司不該被辜負

這幾年在台灣從事併購工作，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觸：台灣不缺好公司，缺的是好的治理。

許多台灣的上市櫃公司，擁有優秀的技術、勤奮的員工、穩定的客戶基礎。但它們的股價長期低迷，股東拿不到合理的回報。原因往往出在治理層面——董事會變成了少數人的俱樂部，經營決策缺乏透明度，獨立董事形同虛設，散戶的聲音被完全忽略。

我在華爾街見過太多這樣的案例。一家公司從「好公司」變成「被低估的公司」，再從「被低估的公司」變成「沒人在乎的公司」，整個過程可能只需要三到五年。一旦走到那一步，要挽救回來就極為困難。

這正是我認為股東行動主義在台灣迫切需要的原因。當股東願意站出來監督、願意行使投票權、願意要求管理層為自己的決策負責，整個資本市場才能朝更健康的方向發展。

最後

撰寫這篇文章，並非為了與誰打筆仗。

我清楚知道，在經營權之爭的語境下，任何一方的發言都會被放大檢視、被對號入座、被斷章取義。但有些事情需要被釐清，有些立場需要被表達，所以我還是選擇把這些話寫下來。

我是一個在華爾街歷練超過二十年的金融專業人士，回到台灣，希望以自己的專業為這片土地做一點事情。我的方法是股東行動主義——找到被低估的好公司，以專業的分析提出改善方案，透過合法的股東會機制推動改變。

每一個案子，我們都站在股東這邊。我們的目標，始終是讓公司變得更好。

你不需要現在就相信我。我只希望你願意花一點時間，看看我們過去做了什麼，聽聽我們未來想做什麼，然後自己做出判斷。

時間會證明一切。而我們，會一直站在股東這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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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篇文章，我將帶你回顧股東行動主義的百年歷史——從葛拉漢到Engine No.1，看看這股改變世界的力量是如何誕生的。